如近年来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多次所指出的:保护环境, 人人有责。

二是明确规定废除死刑或者严格控制死刑的适用。我国1979年刑事诉讼法并没有规定无罪推定，然而，无罪推定原则是刑事诉讼法治化的重要标志，要从根本上解决刑事被告人的权利保障问题，必须确立无罪推定原则。

但是，在宪法只对刑事诉讼基本权利作出一般规定的情况下，刑事法对基本权利的表达是对宪法精神的彰显，发挥补充宪法基本权利的功能，并且与宪法上的权利条款共同构成我国公民基本权利规范体系。刑事法尤其是刑事诉讼法，对诉讼参与人权利的规定往往以明确司法机关保障义务为前提，对诉讼参与人权利的规定也以司法机关行使权力的限制为主要内容。其次是通过设立死刑，明确国家有权适用生命刑。现代宪法从两个方面拓展公民刑事诉讼基本权利的范围：第一，确认个人防御国家发动刑事侦查与刑事诉讼的权利，享有此类权利的主体是个人，其目的在于保障无罪之人或者没有犯罪事实之人不受刑事追究，此为针对国家违法发动刑事侦查和追究之防御权。并且规定可能判处死刑的刑事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司法机关有义务为其指派法律援助机构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1679年人身保护法规定不得向在押犯人违法征收较多的保释金，禁止同一犯罪行为受到两次以上的处罚。我国刑事诉讼法第50条规定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这一规定符合现代刑事诉讼基本原理，有利于保护犯罪嫌疑人的权利，有利于防止冤案之发生。[56]陈振明、李德国：《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实践探索与发展趋势》，载《中国行政管理》2008年第11期。

法治意味着政府在一切行动中都受到事前规定并宣布的规则的约束，[27]亦即政府必须依法行政。复次，行政问责与简政放权改革之间衔接不够。比如，深圳市建成了覆盖各区、市直各部门的统一的政务信息资源共享平台。但在实践中，由于担心社会组织发展失控会影响社会与政治稳定、社会组织宏观政策的模糊性以及政策执行的弱激励与检查验收的低强度，[43]一些地方与部门对社会组织的发展仍取控制型管理取向，[44]支持与培育的积极性明显不够，从而导致政府职能转移中存在社会组织承接明显乏力的障碍，需要转移的政府职能难以转出。

[29]因此，简政放权中，一部分权力是直接归还于市场主体与民众，回归于私权，一部分权力则需要移交给社会组织，转化为社会自治权，用以服务于市场与社会。[32]夏建中、张菊枝：《我国社会组织的现状与未来发展方向》，载《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4年第1期。

因此，放管服改革不仅需要持续深化，而且在改革路径上，必须顺应我国改革需要从碎片化转向整体化纵深化的时代要求。[30]张树义：《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法学透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章。[40]根据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只有大量的组织参与到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实务中，才能有效弥补公共服务及社会管理的‘市场失灵和政府‘缺位，形成政府与民间‘共同治理的结构，从而推动传统政府向现代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在云南省，短短两年间全省已有10个中级法院和省高院制作发出行政审判白皮书200多份，从源头上有效预防和减少了行政争议的发生，促进了社会和谐。

如果说这种制度安排在20世纪90年代尚且能够勉强适应的话，那么在21世纪之初社会矛盾叠加交织下就日渐不适了。任何官方的白皮书都应当向全社会公布，这是白皮书的生命力所在。因此，新时代的行政审判白皮书应当定位于府院互动载体。这一阶段审判白皮书的局部成功实践，充分体现了上海法院践行最高人民法院积极开展行政审判制度创新、努力营造良好行政审判司法环境、建立司法与行政良性互动机制的首创精神，为其他地区树立了榜样。

例如，同样承担跨行政区划集中管辖行政案件任务的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和西安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发布的2016年度行政案件司法审查报告就有很大差异：前者篇幅为13327字，分为案件审理基本情况、主要举措、依法行政成效和突出问题和若干建议等四个部分。[20]江必新：《大力推进行政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载2017年5月10日《人民法院报》第5版。

[28]例如，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曾于2011年首次公开披露了行政审判白皮书的运作情况：共发出行政审判白皮书33份，收到来自行政机关的反馈意见只有4份。目前正值《人民法院组织法》修改之际，如能借此机会将包括白皮书在内的拓展法院审判功能的做法在人民法院的职权部分固定下来最为适宜。

因此，要想真正发挥审判白皮书在助推法治政府建设中的倒逼作用，必须建立起长效的回应互动机制。近年来，地方法院就频繁采取向同级人大常委会汇报行政审判工作、人大常委会专门作出决议表示支持的做法。[8]在实践中，人民法院与行政机关联合发布行政审判白皮书的做法日渐增多，仪式感不断增强。[11]《行政诉讼法》颁行晚近十余年的实践则表明，这种以积极主动、开放灵活姿态回应社会变迁现实需求的回应型司法理念正在生成。[21]顾培东：《社会冲突与诉讼机制》(修订版)，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27页。[27] (三)回应实效匮乏 作为人民法院主动延伸行政审判职能、立足行政案件审理解剖行政执法和行政应诉存在问题并提出提升依法行政水平建议的创新举措，行政审判白皮书的发布绝非独角戏，而应该是擂台戏和协奏曲。

[9]在基本建成法治政府进入倒计时的新形势下，审判白皮书实践将步入发展快车道。[1]田飞龙：《构建法治理性的权力间对话机制》，载2010年1月15日《人民法院报》第5版。

[10]参见[美] P.诺内特、P.塞尔兹尼克：《转变中的法律与社会：迈向回应型法》，张志铭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6、87页。依法受理群体性行政案件，妥善协调好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的关系。

[19]与此同时，国务院制定的《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也将解决行政争议明确列为行政复议制度的目的之一。相比司法实践中所存在的诸多个案层面的微观司法建议而言，行政审判白皮书则更多具有整体性、宏观性、指导性的特点。

审判白皮书的活跃实践对优化行政审判外在环境、实现司法与行政互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理应引起行政法学界的关注。[17]例如，西安铁路运输中级法院《行政案件司法审查报告(2016年度)》就明确指出：西铁两级法院2016年审结的全部1991件行政案件中，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仅84件，占结案总数的4.22%。[18][日]棚濑孝雄：《纠纷的解决与审判制度》，王亚新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该份白皮书指出：行政案件申诉上诉率高是长期困扰行政审判工作的一个难题，当前该问题仍然较为突出。

另一方面，司法机关也要正视发展与稳定之间的复杂关系格局，通过参与社会治理进程加快建成法治政府的步伐。三年来，人民法院行政审判白皮书发展之迅猛、覆盖之广泛、发布之密集，已经成为令人瞩目的本土司法现象。

[24]刘史丹：《发布司法白皮书是稳步推行司法改革的有益探索》，载《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3年第10期。从人民法院单方面探索发布到行政机关积极响应直至主动配合，从营造良好司法环境到有效化解行政争议直至锤炼依法行政能力，审判白皮书的实践见证了我国行政审判模式的时代转型。

[26] 由于功能定位模糊，行政审判白皮书自身呈现出篇幅长短、内容侧重和措辞轻重不一的特点。新《行政诉讼法》正式实施使得审判白皮书进入了蓬勃发展阶段。

这种成文化进路可在司法建议和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的生长上获得印证：前者遵循了法律规定——实务发展——最高法院文件推动——修法认可的一般路径。因此，行政审判白皮书既不同于全方位介绍人民法院一年来各项工作情况、类似司法审判工作编年史的《人民法院工作年度报告》，也不同于第三方机构发布的评价法治政府建设得失、为法治政府建设支招的《法治政府蓝皮书》。李劼：《上海第五次发布行政审判白皮书俞正声批示提高行政执法水平》，载2008年5月6日《人民法院报》第1版。与热闹非凡的实践相比，学理研究则明显滞后，已有的零星成果主要局限于法官群体对所在地区法院实践做法的评述和制度完善的建议。

[25]杨竹青：《构建法治理性的权力间对话机制》，载《宁夏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27]孙海龙、高翔：《审判白皮书的现实演进与理性建构》，载《法律适用》2011年第8期。

[4]参见魏如松：《省高院首次公布行政审判白皮书》，载2011年8月5日《海南日报》第A2版。[17]尽管如此，一些行政审判白皮书还是得到了当地党政一把手的批示，表现出尊重司法、虚心整改的姿态。

同时，在执政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政治理念引领下，各级政府对实际承载助力行政争议化解功能的发布行政审判白皮书活动逐渐采行了乐见其成的姿态。很显然，批示型、表态型回应并非法院发布行政审判白皮书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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